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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下午三点半，省委小会议室里烟气浓重。

    李毅飞推开窗，深秋的风灌进来，吹散了桌上的几份文件。

    陈明达掐灭烟头，把一份刚收到的传真递给他。

    “薛高宇同志调走后，在邻省那边很安静，几乎不参加公开活动。”陈明达说，“但我们查到，上个月他秘书回了一趟江省，去省档案馆调阅了一批2016到2017年的文件。”

    “什么文件？”

    “主要是当年省委专题会议记录，还有几份干部调整的原始档案。”陈明达翻着笔记，“档案馆的老王说，薛高宇的秘书调阅时特别仔细，有些文件还拍了照。”

    李毅飞拿起那份传真，是邻省的会议通知复印件。

    薛高宇的名字在出席名单上，但后面用铅笔标注着“因病请假”。

    “他在躲。”李毅飞放下传真，“或者说，他在准备什么。”

    陈明达点头：“我也这么想。薛高宇在江省工作十多年，做到省长位置，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。当年调走他，虽然明面上是平调，但圈里人都清楚，是因为您查国有资产流失那件事牵出了他的一些问题。”

    “那些问题查实了吗？”李毅飞问。

    “没有直接证据。”陈明达摇头，“当时他分管组织工作，几个国企负责人的提拔，程序上都有瑕疵。

    但具体到利益输送，证据链断了。最后只能以‘工作失误’调整岗位。”

    李毅飞想起好几年前查卫氏李案时和薛高宇的一次谈话，那时候薛高宇还是组织部长，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，语气温和但眼神闪烁。

    “毅飞同志，有些事要历史地看。”薛高宇当时说，“干部工作很难，既要坚持原则，又要顾全大局。有时候，为了推动工作，不得不做一些妥协。”

    “妥协不能突破底线。”李毅飞记得自己当时这样回答。

    回过神来，李毅飞摇了摇头。

    “现在他现在突然调阅这些旧档案，”李毅飞转身，“要么是想自保，要么是想反击。”

    “或者两者都有。”陈明达说，“我建议，派人去邻省一趟，直接找他谈。他既然调阅档案，说明心里有事。

    现在江港案子闹这么大，他如果知道什么，也许会开口。”

    李毅飞沉思片刻，摇头：“现在不能去。薛高宇这个人我了解，谨慎，多疑。我们主动找上门，他反而不会说。要让他自己觉得，不说不行。”

    “那怎么办？”

    “等。”李毅飞走回桌前，“他现在调阅档案，是在做准备。

    等他认为准备好了，自然会想办法递话过来。

    我们只要把江港案子的声势造足，压力给够，他坐不住的。”

    桌上的电话响了。李毅飞接起来，是郑维。

    “李省长，王涛撂了。”郑维的声音有些兴奋，“他承认2017年的可行性报告是故意造假的，数据是商务厅当时的副厅长授意改的。但他又说，副厅长也是听上面的意思。”

    “哪个上面？”

    “他说了一个名字：钟鸣。”

    李毅飞握电话的手紧了紧：“有证据吗？”

    “有一封邮件。王涛留了个心眼，把当时副厅长给他发的指示邮件备份了。

    邮件里明确写着‘按钟书记的意见修改数据，务必确保项目通过’。我们已经恢复了邮件原件。”

    “马上把材料送过来。”李毅飞挂断电话，看向陈明达，“钟鸣牵扯进来了。”

    陈明达脸色凝重：“钟鸣现在是邻省某协会的主席，和薛高宇在一个省。”

    “有意思了。”李毅飞重新点了一支烟，“两个知道内情的人，都在同一个地方。”

    傍晚时分，材料送到了。

    那封邮件打印出来有三页，措辞谨慎但意思明确。

    钟鸣当时作为省委副书记，确实对可行性报告的数据修改做了指示。

    李毅飞仔细看完，把材料锁进保险柜。

    “先不要动。”他对陈明达说，“钟鸣是正部级干部，又是跨省，动他要经过京城。我们现在把证据做实，等时机成熟。”

    “那薛高宇那边？”

    “继续观察。”李毅飞看了眼窗外渐暗的天色，“另外，你安排人，把江港案子的最新进展，特别是涉及钟鸣的部分，通过可靠渠道，透一点给邻省那边的人。”

    陈明达先是一愣，随即明白了：“你是想敲山震虎？”

    “对。”李毅飞说，“让薛高宇知道，案子查到哪一步了。他是聪明人，会算账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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